第11章 李世民与魏徵（2 / 2）

北齐文宣帝高洋以征伐着称于世，执政后期酗酒无度，滥杀无辜，是史上出名的暴君。

魏徵见太宗突然问及文宣帝，知道他心生悔意，便委婉的说：“文宣帝虽然狂悖，但在与人争论时，如果理屈也会顺从。他的青州长史魏恺出使南梁返回，被改任为光州长史，不肯赴任。文宣帝责骂魏恺，魏恺却振振有词的说‘臣在大州（古时以人口多少、地盘大小区分大、小州，青州辖地、户口均远超光州）当长史，奉命出使南梁，有功无过却被打发到小州任职，臣不服。’文宣帝琢磨了一会儿，觉得魏恺说得有理，便赦免了他。这是他的长处。”

太宗感叹道：“你说得对。卢祖尚虽然有失人臣节操，但罪不至死，朕做的有些过分了。这么看来，朕还不如文宣帝！”随即恢复了卢祖尚官爵。

还有一次，有个叫李好德的官员精神出了点问题，说了不少自己能当天子的疯话，太宗诏令有司调查。大理丞（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）张蕴古审讯后如实奏报：“张好德精神不正常，按律不应治罪。”

御史权万纪弹劾张蕴古，说张蕴古曾在相州任职，那时张好德的哥哥张厚德是相州刺史，做过张蕴古领导，他这是有意徇私包庇，所奏情况与事实不符。

张蕴古曾因呈献《大宝箴》，分析朝政得失，得到太宗赏识，被太宗直接从基层提拔为大理丞。

听了权万纪汇报太宗不禁大怒，认为张蕴古有负他的期望，当即下令斩杀了张蕴古。

不久太宗心生悔意，颁下诏书强调说“从今以后，但凡死罪，即便立即执行，也需奏告三次方可行刑。”

权万纪与另外一名御史李仁发，均靠揭发检举他人得到太宗信任，满朝文武对两人恨之入骨。

魏徵看到太宗这纸诏书，趁机劝说太宗：“权万纪和李仁发是阴暗小人，专门把诬告他人当作公直，把进献谗言当成忠心。陛下您并非看不清这点，只是想利用他们来警示鞭策群臣罢了。他们却打着您的旗号胡作非为，由他们所弹劾的官员，大多并非真的有罪。陛下您纵然不能任用贤良改变风气，也不能重用奸邪自毁形象啊！”

太宗沉默良久，赏赐给魏徵五百匹绢以示嘉许。不久，权万纪、李仁发罪行暴露，被依法处置。

魏徵的话对太宗震动很大，被他处死的这两名大臣，均是朝中贤良，只因轻微过失就横遭惨死。特别是张蕴古，明明是阐述事实，太宗却轻信诬告，斩杀了这名忠直敢言的大法官，忘记了魏徵曾说的：“兼听则明，偏听则暗”。

在魏徵劝说提示下，太宗痛定思痛，把“死刑需三次奏告”的诏旨写进律法，明确“凡判决死刑的，于执行前两日内，需两次奏告核准；执行前一天再经过三次奏告核准方可实行。行刑当天，宫中分管膳食的部门不得安排酒肉宴饮，内教坊、太常寺不得演奏乐器。门下省负责检查监督。同时，有依法当死，但情有可原的，应如实加以奏报。”

这一善法的实施，保全了许多无辜生命！

说实话，在那个视人命如草芥的年代，皇帝的话就是法，随便杀几个大臣根本算不上什么。我们完全可以想像，假如魏徵没有去做正面工作，而是任由太宗因岔滥杀，也就不会有这条善法的出台。

【03】君正臣直

贞观六年（632年）三月，太宗女儿长乐公主出嫁。长乐公主由长孙皇后所生，太宗对她宠爱异常。爱女出嫁，当老爸的自然要豪横一把。太宗当即安排有司，拿出高祖女儿永嘉长公主出嫁时一倍的彩礼赏赐女儿。

魏徵对这一做法很不认可，谏阻说：“当年汉明帝加封皇子，专门交代办事大臣，给自己孩子所定待遇千万不可超出先帝之子标准。而您给自己女儿的彩礼却是长公主的一倍，与汉明帝相比，您在尊重长辈上差距有些大吧！”

太宗觉得有理，就进入后宫将此事告诉了长孙皇后。皇后由衷感叹说：“妾以前总是听陛下说魏徵贤良，原本不知什么缘由，但从今天来看，他不愧是真正的社稷之臣！妾与陛下是结发夫妻，每次与您说话都须察言观色，生怕触犯到您。而他作为与您无亲无故的臣子，竟敢如此劝您，他的话陛下不可不听！”

事后，长孙皇后专门派人赏赐魏徵四百缗钱、四百匹绢，并捎话给他：“听说您为人忠直，今天一看果然如此，希望您能一直这样，不要有所改变。”

一次，太宗在丹霄殿设宴招待朝中高官。君臣谈天说地，其乐融融。

长孙无忌感慨的对太宗说：“当初，王珪、魏徵都曾辅佐李建成与您为敌，没想到今天竟能欢聚一堂。”

太宗说：“王珪、魏徵能够尽心办事，所以我才重用。然而魏徵每次进谏，一旦朕没有采纳，他就不再理睬我了，这是为什么？”

魏徵答：“臣认为您做得不对，所以才劝谏。陛下您不采纳，而臣还满口应承，那就是默认错事可以实施，所以臣才不敢理您！”

太宗说：“你完全可以先答应下来，然后再劝谏啊。”

魏徵答：“舜帝当年告诫群臣‘不要当面顺从，背后非议’。臣明明知道您错了，却还违心答应，不就违背圣人教诲了。”

太宗大笑：“人们都说你举止轻狂，我却看你更觉妩媚，正是因为你敢说实话啊！”

魏徵起立，正色拜谢说：“陛下您允许我们说话，臣才能畅所欲言；陛下若是不接受臣的意见，臣又怎敢屡次冒犯！”

以现在的视角来审视，初唐时期君臣关系之所以健康和谐，抛开太宗个人修为方面的因素不谈，君臣利益一致、目标一致，恐怕才是最主要的原因。

作为从乱世中诞生的大唐，太宗君臣都曾经历过艰难困苦甚至生死考验，深知和平时代来之不易。让国家强盛起来、使子孙后代都能得享太平，是他们这代人的共同期盼。有了这种共识，君臣之间也就容易达成齐心协力的氛围。

随着大唐国力日益雄厚，繁华日子过得久了，也就不可避免的生出安逸享乐的心。而此时的魏徵还像贞观初年一样，奉劝太宗居安思危。太宗表面上虽仍很客气，但内心已不再如当初那般心悦诚服，君臣之间也就慢慢生出矛盾。

由此可见，太宗与魏徵的关系是不可复制的，对君臣双方的德行修为、胸怀度量等综合因素都有极高要求，但是我们可以借鉴他们以天下为重、以事业为重的情怀。

在君王与臣子的关系中，臣子是弱势群体，处于被动地位，君王的作用尤为重要。作为君王，如果总是把自己的利益、好恶放在第一位，又怎会爱听臣子的真话与实话，长此以往正直的人势必都会缄默远离，身边也只能剩下那些所谓高情商的“小人”，又怎会不身败名裂。而君王一死，那些依附于他的臣子们，通常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！

不论在哪个年代，也不论你处在什么位置、担任何种职务，只要符合良知，顺应民意，祛除私心，就一定会得享福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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