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百三十六章 百越之地（二）（2 / 2）
村里的主干道一般通往村亭，按民间信仰，村亭是一个很灵验的地方，因此通常建在一个风水宝地。村亭祭祀的是城隍，他们是建村始祖或民族英雄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村亭是一个公共活动中心，也是村里重大事件的举办场所，更是全村节日盛会和文化活动的举办地。绿色的竹丛后面是通往各个小巷、铺斜砖的村路，村里小巷都是互相连通的。
大多数北部和中北部农村民居的结构都包括正房和厢房，多为三间两厢，前面为大院，后面是园子，前堂后院还种有花卉盆栽。越族民居通常还有堂屋，堂屋一般设有供台，供台上有神位，供台上摆有水果盘、香炉、木器、水酒、灯烛、花瓶、香碗等祭祀用品。[14]
壮族是古百越民族的后裔，以好歌、能歌着称，武鸣作为骆越文化的发祥地，山歌是其中非常独特的民族文化。武鸣山歌已有近千年历史，壮家人往往三两成群聚在一起，唱对应答，由此形成独特的“歌圩”。每场歌圩可聚集成千上万的人，三天三夜都不散场。所唱山歌内容包罗万象，极具民族特色。
从古百越族群及西瓯、骆越民族开始，在每年农历三月对唱山歌，以山歌寻求配偶，或以山歌交朋结友，传达人与人之间和谐美好的情感，之后逐渐演变为民间无处不歌、无事不歌的传统。西汉刘向《说苑·善说》用汉字记越音所录春秋战国时期的《越人歌》就是用的古越语，其语法结构、语音格律等均与壮、侗语相近，当属壮侗语各民族歌谣之源。因此，可以说，广西少数民族的歌谣，文献记载可追溯到周代、春秋战国时期，实际存在可能更早。
广西自春秋战国时代始有铜鼓，最早见于右江流域，受古滇文化影响，部分骆越人接受了铜鼓文化。到汉代，骆越人自己已能铸造成熟的铜鼓，自西林、隆林、百色，经田东到南宁、贵港，东至贺州都有铜鼓出土，铜鼓在广西的分布范围从右江一带扩大到整个郁江流域，乃至贺江流域，即几乎整个西江流域。
西瓯、骆越先民是中国最早发明种植水稻的民族之一，瓯骆地区也是稻作农业起源地之一，这是瓯骆先民对中国乃至世界做出的重大贡献。秦汉时期，瓯骆的稻作农业及其文化进入了繁荣发展的新时期，其标志是铁制生产工具的使用以及牛犁耕的采用，并形成了以“那“为本的传统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。远在夏商时代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转变期间，稻神祭已成为壮侗族先民重要的民间宗教信仰。
骆越人的青铜技艺有很高的水平，他们所制造的灵山型、冷水冲型、晋宁型铜鼓，是铜鼓鼎盛期的产物，是八型铜鼓中的顶级产品。骆越人制造的镦、圆形器、牛首提梁卣、钟、靴形钺等青铜器，都有很高的水平，尤其是牛首提梁卣，设计精巧，卣纽和卣腹上四头圜眼圆睁的水牛头。
布洛陀已被壮学界认定为壮侗语族诸民族及其先民的人文始祖。那么，在族源上，骆越起源于布洛陀文化产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，并随着其民族的不断发展而传承下来。按此逻辑推定，布洛陀应是骆越族信奉的始祖；布洛陀文化是骆越文化之根源，二者可谓是老祖与子孙辈的关系。
布洛陀文化作为一种活态文化，它有着自己的传播场域和传承族群，有着韵文体、散文体等流传载体，有着混溶自然与人文景观的先天条件，更有世代相传的宗教信仰观念和祭祀仪式，是壮族传统文化和民俗形态的母源。布洛陀文化不仅在广西的红水河流域、右江流域，云南的红河流域的壮族群居地，黔南的南盘江、北盘江流域布依族和水族群落的民间里广泛流传，而且在越南、缅甸和泰国等地也流传着相同或相似的文化。
(本章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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